[一个观点]斩杀伊朗大将策略凸显特朗普四大误判
2020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佛州庄园度假时向美军下达指令，空袭击杀伊朗革命卫队（IRGC）特种部队圣城军（Quds Force）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惹来多国百万人上街悼念、高呼“报复”，为接下来近一个星期美伊之间的战云密布揭开序幕。 1月8日清晨，伊朗向驻有美军的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22枚弹道导弹报复。特朗普在翌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提到，美军没有伤亡，损失“轻微”，并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拥抱和平”，“伊朗看来也已作退让”。但他同时强调，决定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同日发表电视讲话，称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军发动的袭击仅是“抽了美国一记耳光”，复仇行动还未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完全放弃遵守伊朗核协议规定的任何义务，并正式把美军列为恐怖组织。
1月11日，伊朗改变之前说法，承认将一架乌克兰客机误认为是巡航导弹并将其意外击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伊朗街头的抗议活动。甚至有人在此转向了对特朗普的支持。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次是由美方先挑起的紧张局面，更间接引发伊朗革命卫队成员上1月8日犯下人为错误，击落一架由德黑兰飞往乌克兰基辅的客机，导致机上176人罹难，成为两国交锋至今的最大悲剧。
回顾去年6月，美国无人侦察机曾被伊朗击落，特朗普当时保持克制，并没有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同一时期，特朗普还驳斥了幕僚当中有关增兵中东的计划。但是，此次针对伊朗，特朗普为何采取了最为极端且疑似违反国际法的暗杀选项？
当中有多重因素，包括美国单方面对伊朗圣城军和苏莱曼尼的恐怖主义定性、美国极端鹰派势力的建言献策、军方反战者领导能力的缺失、国安会内部制衡力度的不足，以及以色列因素的影响等，但是，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才是决定性的。如果将美军行为形容为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那么特朗普就是这种个人恐怖主义的最大政治载体。
一个充满风险的个人决策
在下令暗杀苏莱曼尼一事上，特朗普绕过国会，未有按惯例知会国会两院“八人帮”。暗杀当日，特朗普身边只有他的家人、朋友和政治盟友，包括其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力阻弹劾案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所有民主党人被蒙在鼓里，只有个别共和党亲信知悉此事，例如暗杀前数日自称曾与特朗普谈及伊拉克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即便是暗杀行动后，特朗普国安会成员对国会的简报也非常仓促，且敷衍了事，甚至施压国会不要就此进行公开辩论。这导致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主导的众议院于上周四（1月9日）通过《战争权力决议》，试图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力。
国安会上，也没有愿意提出反对意见的人。经过多轮换血后，现在的国安会班底大多「迎合」特朗普，内部制衡基本不存在。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一味讨好特朗普，甚至因为这次指令坐稳了国务卿位子，放弃竞选参议院席位；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履新不久，不会和特朗普意见相左；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哈斯佩尔（Gina Haspel）和蓬佩奥属同一派，而国家情报总监马奎尔（Joseph Maguire）只是暂时代理该职。
这些官员的统一结论是暗杀苏莱曼尼不会引发战争，而且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下达此指令毋须国会批准，更何况在他们看来，这种暗杀是出于“自卫”，这使特朗普从头到尾也没质疑过其决定的正当性。国安会幕僚的迎合、共和党人的迁就促使好大喜功的特朗普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走到底。在缺乏内部有效制衡的形势下，特朗普个人因素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2016年11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了当选总统特朗普，讨论权力交接事宜。现场氛围不佳，特朗普神情傲慢。（VCG）经过外界的质疑和反对党的施压，特朗普上周二（1月7日）才勉强表态说，此次袭击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决定。而从特朗普内政外交和整个中东视角来看，暗杀苏莱曼尼完全是一种策略和战略上误判，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层面。
误判一：暗杀对象之“杀不得”
在伊朗人的心目中，苏莱曼尼是英雄人物，曾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方面立下汗马功劳。德黑兰大学美国研究所负责人马兰迪（Mohammad Marandi）指出：“如果不是有像他这样的人，黑色的旗帜（ISIS的旗帜）会在整个地区飘扬。”更重要的是，苏莱曼尼被认为远离国内政治的纷争，是罕见受到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信任的政治人物，国内民意支持度高达八成。在德黑兰上街纪念他的百万群众中，不止有强硬派和反对派，甚至还包括一些前政治犯。
但在美国眼中，苏莱曼尼只是一个恐怖分子。蓬佩奥曾将苏莱曼尼描述为和ISIS死去的首脑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一样危险的”，表示他的死亡将使世界“更加安全”。上周四，特朗普更称苏莱曼尼死前曾策划针对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袭击，却未有提出证据；蓬佩奥亦多次回避解答苏莱曼尼带来的实时威胁有多实时的问题。
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暗杀苏莱曼尼，杀了一个“杀不得”的“英雄人物”，只会使得伊朗国内更加团结，一致对抗美国。特朗普即便提出谈判的要求，也会被伊朗强硬派视作勒索。
误判二：伊拉克民情反弹
美国选择在伊拉克展开行动，更是对当地形势的误判。经历过战争的伊拉克本该是美国在中东最能操控的地区。不过，伊拉克政府虽然曾靠美国扶持起来，但特朗普似乎忘了这是一个由什叶派主导的政权，而在伊拉克民间，什叶派武装对美国的仇恨从未熄灭。
由于宗派渊源、地理之便，以及阿拉伯之春后的派系博弈，伊拉克政府向来采取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平衡政策。这次刺杀之后，巴格达政府宣布该行动违背了美国的驻军协定。1月5日，伊拉克国会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驻扎在该国的外国军队撤离，其中包括约5,000名美军。
如果反美情绪在伊拉克再度升级，导致美军“心不甘情不愿”被赶走，则是伊朗在该区的一大胜利—毕竟这正是苏莱曼尼的死前遗志。在伊拉克暗杀苏莱曼尼不仅惹怒伊朗，也让美国在中东本应大有机会稳住的伊拉克阵地陷入存亡险境，可谓自毁长城。
误判三：国际社会孤立美国
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向中东和欧洲盟友渲染伊朗威胁，这一切的初衷其实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让伊朗更加“听话”，同时在中东制造各国共同的敌人，用更小的成本维持在中东的权威，还能继续在军火生意和油价波动中获益。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到今天亦未实现，伊朗并没因为极限施压而更加“听话”，核协议的支离破碎不仅加剧中东局势的紧张，并且不利于美国在欧洲盟友的利益。暗杀苏莱曼尼之后，美国更显现出“孤家寡人”的困境。
对于美国此次暗杀行动，英法两国仍然表示“支持盟友”，但德国决定减少驻伊拉克的军队规模、国际联军临时将总部从伊拉克迁往科威特、北约也表示将部份人员撤离伊拉克，这些行动都说明美国最亲近的盟友也想和冲突保持距离。在中东，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国家也对此保持沉默，就连以办公室声明大赞特朗普决定果断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也未有实时亲身表态，更有以色列媒体流出消息指他曾在闭门会议中称这是“美国事件”而不是“以色列事件”。
此外，美国如此出格的做法让中俄两国更有理由在中东事务上仗义执言。暗杀事件之后，伊朗和中俄保持密切联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美方的军事冒险行为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重申反对使用武力和极限施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则表示中俄立场完全一致。
当然，这并不代表中俄很快便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尤其是中国并无在中东替代美国的意愿。但是，美国的错误决策突显中俄在中东可能担当的调解人角色。而且，北约及中东盟友皆与美国保持距离，配合美国在叙利亚战场的失利与后撤，加上中东什叶派的普遍反美情绪，在“举目无亲”的形势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挫败，更可能是其全球性战略溃散的先声。
误判四：挑动战火无助选情
特朗普一直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赢得连任，为此，本该在第一任期拼经济的他，在贸易上开辟了多个战场，现在又在军事上不惜挑衅伊朗，甚至有些孤注一掷为此开战的意味。在他看来，发动空袭并成功击杀对手，一方面能显出自己并非弱势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可缓冲弹劾案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意思的是，1月2日，美国霍士新闻网发表文章预测2020年的大事件，其中就包括特朗普将发动与伊朗的战争，并将获得连任。
从选战的角度来看，苏莱曼尼被杀后，特朗普的支持率的确有所上升。美国《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调查显示，支持特朗普下令击毙苏莱曼尼的美国人约有43%，接近一半。特朗普两年前下令让美国导弹袭击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空军基地后，其支持率也稍有上扬。历史经验也证明这种招数有效：无论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还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时任总统的支持率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9·11恐怖袭击及之后的反恐战争，也让小布殊（George W. Bush）的支持率创下任期内的历史纪录。
然而，这种“以引战救选战”的“铁腕强人”策略，只有效于短时军事打击行为，而非大规模长期的地面军事战争。美国民众向来反战，近日社交网络一则强制征兵的假消息就已激起恐慌；美军此次暗杀行动后，美国各地也爆发了80多场的反战示威。
从暗杀行动后特朗普呼吁“拥抱和平”的态度转变来看，他也不希望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并引发战争。即便是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担心，一旦双方任何一方误判引发战争，必然会拖累共和党选情，毕竟美国人最关心的依然是经济问题。二十八年前，美国总统老布殊（George H.W.Bush）以海湾战争大胜谋求连任，不料却被打着反战旗号的克林顿（Bill Clinton）爆冷击败，成为少有连任失败的美国总统，可算是前车之鉴。
从反对增兵中东、抛弃库尔德、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等，都可以看出特朗普不愿打仗。但是，他“不打仗”的逻辑完全不顾是非与道德，甚至为了“不打仗”而无视国际法，编造莫须有的罪名。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刺杀苏莱曼尼以取代传统战争，开了一个先例，其他国家甚至可以效法美国，以各种理由刺杀有政治利益冲突的别国领导阶层。这种对于国际法的蔑视，也将后患无穷。
历史人物和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毋庸置疑。在国家危难关头，领导者的一人之力甚至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渐趋衰落的美国现正需要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但扭转美国颓势的绝对不是空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他此次在伊朗问题上让人难以理解的个人决策，已突显出其战略幼稚。
如果特朗普今年成功连任，这种决策风险很有可能持续不止。即使民主党重新进驻白宫、坐镇国会山，又免不了要将特朗普的“胡混”政策推倒重来，让美国陷入本世纪前十六年小布殊和奥巴马执政期间的来回摆荡，不断困于“破坏与修复”的恶性循环当中。美国自身困于恶性循环尚不要紧，可惜美国的一举一动系及全球，各国也不能置身事外，特朗普激起的伊朗危机只可算是国际政治常态中的一场短暂风波。
